原標題：世界周刊丨德堡的黑幕藏不住了......
本周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億例，死亡超過425萬例，其中美國累計確診的病例超過3500萬，累計死亡病例超過60萬，是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不僅此刻不反思為何抗疫不力，反而處心積慮地把病毒溯源政治化，拼命抹黑中國，試圖轉移國際社會的注意力，事實上，近期關于美軍的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和新冠病毒起源的諸多疑點，已經越來越指向美國軍方情報機構和一些美國政客，德堡黑幕的背后“鷹的陰影”越發清晰起來。
拉爾夫·巴里克，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授、流行病學家，因長期研究冠狀病毒，而被美國媒體稱為“冠狀病毒之父”。
2020年11月，巴里克在接受意大利媒體“普蕾薩迪雷塔”采訪時，提到了實驗室合成病毒的可能性。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流行病學系教授 拉爾夫·巴里克(2020年11月)：我們在實驗室改造任何東西，我們稱之為“簽名突變”，就像是你要進行一個突變，就在（基因片段上）寫下該物質來自巴里克實驗室。
記者：但如果你不想留下簽名，你也可以人工合成一個病毒，使其看上去與自然界的病毒沒有區別，是嗎？
巴里克：沒錯，你可以不留簽名進行合成，目前有三四種合成冠狀病毒的方法，利用其中任何一種方法，都可以不留痕跡地在實驗室制造病毒。
而在意大利記者帶有政治目的的誘導下，巴里克開始胡編亂造，迎合西方記者的思路，把不實言論指向中國。
巴里克：如果你想問病毒是否在之前就存在，那只能去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記錄。
而事實上，在實驗室進行“病毒改造”，巴里克本人才是世界公認的“頂級高手”。
2002年，巴里克領導團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以片段組裝為基礎的鼠肝炎病毒反向遺傳系統，這樣可以在活體內改變病毒的基因或結構。
2008年，巴里克在《美國科學院院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詳細介紹了自己的團隊如何完成“人工制造冠狀病毒”的“獨門秘籍”。
“在這里，我們報告一項規模最大的、人工合成的，可復制的生命形態。”
“這項研究完成了一種全長29.7kb的SARS樣冠狀病毒的從頭設計、合成和激活。”
在這篇論文里，巴里克宣稱，自己發明的“人造病毒”不僅能讓小鼠感染患病，還能侵襲人類的氣道上皮細胞。巴里克強調，只需要使用商業合成的DNA“碎片”，就能造出一個病毒。
2020年6月12日，巴里克做客美國“本周病毒學”博客，進一步闡述他的自己的團隊在自己的實驗室“改造冠狀病毒”的細節。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流行病學系教授 拉爾夫·巴里克（2020年6月）：關于建立新冠病毒的老鼠模型，問題是新冠病毒不能在老鼠體內生長，也不能與老鼠的ACE2受體結合，改造新冠病毒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將至少四或五組不同的變異設定放入新冠病毒的受體結合域里去，使得新冠病毒可以和老鼠的ACE2受體結合。（談到兩處對新冠病毒受體結合域的修改時），其中一個是我們所知特定的（氨基酸）殘基，這個殘基與人和老鼠的ACE2受體的相互作用是不同的，另一個殘基是臨近的脯氨酸，我就是不喜歡脯氨酸在那附近，所以我們就改了。因為我們能做到所以就做了，所以一般來說如果那里有個脯氨酸我就是不喜歡，我也不知道我為何不喜歡脯氨酸，但我就得把它拿掉。
巴里克這番對“病毒改造”的生動描述，立即遭到同時在線的另一位嘉賓的調侃。
播客嘉賓（2020年6月）：這是我聽過的最好的利用“功能增益”的思維過程，
直播間氣氛頓時陷入尷尬。
“功能增益”一直是個敏感詞。“功能增益”是指通過改造生物體的致病性、傳染性或宿主范圍，幫它發展出新的“能力”或“功能”，通俗地說就是加強病毒的毒性。
由于這項研究存在風險。2014年發生的一系列安全事故促使美國政府叫停了“功能增益”研究，但該禁令于2017年被取消。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實驗室本身帶有“功能增益”性質的研究卻一直在進行，而且該實驗室的安全記錄并不良好。
據北卡羅來納大學2012年到2018年這6年的年報來看，該校的生物實驗室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大量的事故，而且除2016年外，都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
2012年的年報顯示，當年該校的生物實驗室有8起涉及實驗室泄漏的事故被調查，涉及的是潛在具有傳染性的物質。在2013年的年報中，這個事故數字增加到了12起。2014年被調查的生物實驗室的事故數量繼續增加到13起。2015年，實驗室發生事故14起。盡管2016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8起，可在2017年時這一數據竟一下子爆增至42起。2018年則進一步增加到了43起。
據美國新聞網站ProPublica公開的資料顯示，自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共向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報告了28起涉及冠狀病毒實驗室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實驗室制造的多種冠狀病毒。
“UNC研究人員報告六起實驗室制造冠狀病毒事故”
“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一個安全性要求很高的實驗室中，在進行涉及轉基因冠狀病毒實驗時，發生了老鼠咬傷、病毒溢出以及其他事故。”事故發生后，北卡羅來納大學拒絕公開有關事件的關鍵細節。盡管備受爭議，巴里克卻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生財之道”。
2018年，在一場關于預防流感的會議上，巴里克在演講中大談如何賺錢。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流行病學系教授 拉爾夫·巴里克（2018年）：我想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任何情況下總有贏家，如果你準備在下一次大流行中大賺一筆，如果你想這么做的話，那就購買防護服制造商，或為流行病生產抗病毒藥物的公司的股票，你或許能賺不少錢。
而2018年以來，巴里克就與美國吉利德藥廠合作，開展了尋找能應對SARS和MERS病毒等冠狀病毒的藥物的工作。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流行病學系教授 拉爾夫·巴里克（2018年6月）：吉利德在對抗艾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的藥物研發方面享有盛名，我認為他們也意識到了，進入這一領域（冠狀病毒藥物研究），針對一種新出現的，且可能具有相當大危害的高致病性病毒，進行藥物研發可以帶來的機會。
7月21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意大利國家腫瘤研究的科學家們在一篇新論文中寫道，兩家實驗室對疫情暴發前采集的少量血液樣本進行的重新檢測表明，存在通常會在新冠病毒感染后才能觀察到的抗體。
2020年11月15日，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與意大利錫耶納大學的學者在《腫瘤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新冠病毒可能最早于2019年9月就出現在了意大利北部地區，早于中國武漢在2019年12月份發現病毒。
在這項研究中，科學家調取了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間自愿參加肺癌早期篩查的959名體檢者的血液樣本。他們發現，在11%的樣本中發現了針對新冠病毒的抗體，其中既有2019年9月采集的樣本，也有2020年2月采集的樣本。超過半數的新冠病毒抗體陽性樣本來自意大利北部的倫巴第大區。
隨后世界衛生組織介入，樣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蘭的實驗室用不同方法重檢。這兩家實驗室重新檢測了29份原始樣本及對照樣本，在原始樣本中都觀察到了新冠病毒抗體。
今年7月7日，意大利媒體《聲音的力量》發表的一篇名為《源于德特里克堡 美軍血液項目把病毒帶到了意大利》的文章指出，美軍借助“武裝部隊血液項目”的傳播路徑，不應被忽視。
“武裝部隊血液項目”又被稱為“星條旗血液項目”，是美軍完善的血液保障體系，也是美國海外軍隊的官方血液供應渠道。
美國“武裝部隊血液項目”主任 杰森·科里：對國防部來說，我們的任務是給海外的戰士和醫務工作者提供血產品。
它從美國國家中心地區的軍事基地采集血液，其中就包括德特里克堡。然后每兩周將血液運送到英格蘭、意大利的空軍基地，要求在三天內完成所有環節，并保持冷鏈運輸。
據報道，2019年8月，位于意大利威內托大區的美軍基地招募當地平民志愿者，為軍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務。
根據意大利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報告，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內托大區記錄在案。
而不容忽視的一個細節是，2018年4月，美國德特里克堡關閉了焚化爐以節省維護成本。銷毀“醫療廢物”的工作都交給了位于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一家名為柯蒂斯灣醫療廢物服務公司的私人公司處理。
然而，2019年6月，該公司在弗吉尼亞州的工廠曾因“多次違反州法規”而被州環境質量部罰款十幾萬美元。
環境質量部門在該公司地面積水中檢測出大量未經處理的醫療廢物，此外，該公司還存在員工不穿任何防護服等現象。
巧合的是，也是在2019年6月，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德堡進行檢查，指出該基地出現許多異常情況和令人不安的數據。尤其提到一起未指明的與“生物防范”有關的“事故”。
隨后，德堡因“涉及國家安全”被關閉。
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駐軍指揮官德克斯特·納納利上校公開承認，在建造新的焚化爐之前，陸軍及其實驗室這些年來一直無法控制“從使用到銷毀的材料”。
而從美國“抗疫不利”的回顧，也很容易品味出最初隔岸觀火的美國政客，如今拼命“甩鍋中國”的真實動機。
就在德堡黑幕掩蓋真相的同時。
有一個人，則站出來揭露出德堡上空的“美國之鷹”是如何導致疫情失控的。里克·布萊特，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開發局前局長。
按照應急預案，衛生部防備和應對助理部長羅伯特·卡德萊茨是總協調人。卡德萊茨不僅是職業空軍軍官，還是一名生化武器專家。
布萊特：2020年1月18日，我問了卡德萊茨，是否我們應該召開一次災難領導人會議，令我震驚的是他的回答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緊迫感。
而據2020年3月19日《紐約時報》披露，2019年8月，美國衛生部和疾控中心曾舉行了名為“赤色傳染”的大型傳染病防護演習。
“赤色傳染”模擬的是2019年6月19日，假設暴發的一場“呼吸系統疾病”大流行。而這一設想的最初來源是2018年11月美國國土安全部牽頭的一次會議。
但令人不解是，既然是純假設性的事件，為什么病毒暴發地點偏偏設定為中國的“西藏”？“赤色傳染”這一名稱也很容易使人產生“黃禍”和“冷戰”的聯想。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就在1月18日當天，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向正在海湖莊園高爾夫球場打球的特朗普匯報新冠病毒情況。但特朗普卻打斷阿扎爾，抱怨起阿扎爾推行的禁售電子煙政策。
而此時的美國，正遭受神秘的“電子煙肺炎”的困擾。截至2020年2月18日，電子煙肺炎感染人數為2807人，死亡68人。但隨著新冠疫情的暴發，電子煙肺炎卻神奇地消失了。
2020年1月21日，當特朗普抵達瑞士達沃斯時，美國已經出現第一例病例。
記者：CDC發現第一例確診為新冠肺炎的病例地點在華盛頓州，你聽說過CDC的簡報嗎，現在還有人擔心流行嗎？
特朗普：我有。完全不擔心，一切都在我們掌握之中，只有一個人從中國來，一切都在我們掌握之中，一切都會好起來。
美國公共廣播網把美國暴發的疫情描述為一場“華盛頓州”與首都華盛頓的“雙城記”。
2月23日，特朗普照常訪問印度。
醫療記者 卡洛琳·陳：整個體育場人滿為患，超過10萬人，這次集會開始了，一次旋風般的旅行，充滿了總統所熱愛的華麗場面。
2020年2月5日，CDC開始發放有缺陷的新冠檢測盒，這被福奇看作是一項決定性的失誤。
記者：CDC設計的測試有三個組成部分他們稱為N1N2N3分析，N1和N2檢測專門尋找新冠病毒，但是N3檢測卻多此一舉，檢測冠狀病毒，我不知道為啥他們非要把第三部分也加進去，因為檢測根本就不需要，但是第三部分卻是導致所有問題的原因，第三部分純粹是個污染物。
與此同時，美國卻奇怪地拒絕使用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新冠檢測盒。同時，美國藥監局無理由停止新的檢測方法的審批。
于是，使用被污染的官方試劑盒檢測不出病毒，使用別的方法檢測出了病毒，官方不承認。美國本土患者得不到檢測，自然就沒有人“感染新冠”，于是，疫情就得到了“控制”。
特朗普：我喜歡美國確診數字停在這里，我不需要數字翻番。
而此時，一些醫學人士已經開始把電子煙肺炎癥狀與新冠肺炎的癥狀進行比較，并提出懷疑。
前衛生部長 凱瑟琳·西貝柳斯 ：第一次意識到美國政府是在故意拖延檢測。
3月11日，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承認，一些誤診患者，可能死于新冠肺炎。
美國眾議員 哈利·榮達：所以有些美國人看起來似乎死于流感，其實可能死于新冠肺炎。
雷德菲爾德：迄今在美國實際上已經以這種方式檢測出了一些病例。
福奇：這是一個失敗，讓我們承認吧。
布萊特在《華盛頓郵報》寫道，“政府對真相的敵對態度以及把疫情應對政治化的做法危害了公共衛生與安全，導致成千上萬人本可避免的死亡……”
7月20日，美國抗疫隊長福奇和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展開了一場激烈的交鋒。
保羅不僅試圖栽贓中國，也把鍋扣到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下屬機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的頭上。
此前的5月19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已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聲明，從未批準任何支持對新冠病毒進行“功能增益研究”的撥款。此次舊事重提，引起了福奇的憤怒。
福奇：這都成了模式了，每次聽證會反復糾纏。他談到“功能增益”已經被合格的專業人士反復評估，不符合“功能增益”的定義，我在國會沒有說過謊，當然也從沒有在國會說過謊，可以結案了。
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秘密研究和神秘關閉，以及2019年美軍是否在參加武漢軍運會是傳播了病毒，更是疑點重重。
一年前的2020年6月30日，著名五角大樓記者湯姆·斯奎蒂耶里曾在《美國瞭望》雜志發表一篇文章：《軍運會會傳播新冠病毒嗎？》
作者在文章在提到，參加武漢軍運會的美國代表團，包括188名運動員、24名教練員、18名隊長、14名醫療人員、10名裁判、9名官員、7名高管、9名軍體委員和2名國務院人員。
當為期9天的比賽結束后，美國運動員返回了25個州的至少219個基地，但返回后，直到2月1日，也沒有對他們進行新冠檢測。
一位五角大樓發言人通過電子郵件解釋說，這是因為武漢軍運會是在新冠暴發前舉行的。
但美軍方在2020年3月31日統計時發現，至少有63個已經發生過疫情的美軍設施，派出過赴武漢軍運會的運動員。而這些美軍當時都是通過西雅圖的塔科馬國際機場的包機來回的。而華盛頓州正是美國早期疫情暴發地。
令人遺憾的是，美軍一直未披露參加過軍運會運動員的具體情況。記者斯奎蒂耶里注意到，美國國防部對這個話題“三緘其口”，甚至關閉了有這個話題的記錄，理由是“安全原因”。
記者斯奎蒂耶里注意到，美國國防部對這個話題“三緘其口”，甚至關閉了有這個話題的記錄，理由是“安全原因”。
而2020年4月14日，當國防部長埃斯珀在記者會上回答最后一個問題的聲音在網上發布后也“神秘”地消失了。
當時在現場的斯奎蒂耶里目睹了這一場景。
記者：為什么在武漢參加運動會的運動員和支持團隊沒有被檢測？
埃斯珀（埃斯珀回答了但聲音消失了）：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么。
就連在溯源問題上極力反華的美國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爾，也引用了中國官方對美軍可能在武漢軍運會上傳播病毒的質疑。
美國眾議員 邁克·加拉格爾 ：我們能做的一件事，就是立即解密所有的情報，馬上，拜登政府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讓信息完全透明。
加拉格爾為此要求美國軍方提供數據以證明清白，但未能得到回應。那么既然美國議員也提出調查要求，美國軍方為什么還刻意回避對美軍德堡的溯源調查呢？
以政治化病毒溯源為抓手，妄圖誤導國際社會，甩鍋污蔑他國，這樣的做法讓人不禁回想起1918年那場奪去無數人生命的大流感。
在大約18個月的疫情期間，全球病亡人數大約是五千萬到一億，比兩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總和還要多。
然而，這場被稱作“西班牙流感”的恐怖疫情其實并不發源自西班牙，那么究竟是誰讓西班牙背了一個多世紀的黑鍋呢？
美國杜蘭大學歷史學家巴里：存在一種顯而易見的可能性，疫情其實發源于堪薩斯。
根據美國歷史頻道考證，最早的疫情暴發地是美國堪薩斯州的萊利堡軍事基地。
1918年3月4日，一名叫阿爾伯特·吉切爾的陸軍二等兵向萊利堡的醫院報告自己出現了頭痛、嗓子痛、發燒等感冒的癥狀。
美國杜蘭大學歷史學家 巴里：第一個被報告的病例，是在1918年3月初，他是個廚師。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系教授 卡波佐拉：他的工作主要是處理食物，每天都會有成百上千的士兵，吃到他烹飪的食物。
很快，吉切爾的 100 多名戰友都報告了類似的癥狀。五個星期內，萊利堡基地有超過1100人感染了這種可怕的流感，最終導致46人死亡。然而，美軍并未對萊利堡基地實施隔離，美國政府還有更重要的關注點。
當時，美國已經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希望盡快把更多的美國大兵部署到歐洲前線。
就這樣，美國軍隊將這種新型流感帶到了歐洲，英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幾乎蔓延到了每一個歐洲國家。而在美國國內，唯恐影響士氣民心，媒體選擇性漠視了這場災難。
美國歷史學家 漢密爾頓：交戰國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等，都有新聞審查制度，不想讓大流感的消息影響戰爭。
而西班牙在一戰中是中立國，沒有新聞管控，西班牙認真統計了感染和死亡人數，連國王阿方索十三世被感染的消息都公開見報。
于是，為了隱瞞本國疫情，美國開動宣傳機器，歪曲事實刻意“甩鍋”西班牙，渲染“警惕來自西班牙的流感”，讓很多人進一步加深了誤解。
在當時美國發行的報紙上，頻繁出現“西班牙流感”的稱呼。
西方流行的防疫海報中，流感的形象是一位頭戴面紗、身著長裙，拿著弗拉明戈折扇的女性。
在這張拍攝于1918年費城海軍飛機制造廠的告示中，第一行也大大地寫著“西班牙流感”字樣。
據美國科爾比學院歷史系教授拉斐爾·舍克稱，在流感大暴發的最初幾周，美國社會中還流傳著“德國潛艇向美國釋放病原體”“德國制藥企業故意在阿司匹林中注入病原體”等陰謀論調。
不難看出，為了掩蓋疫情真相，美國強烈希望把流感大流行歸咎于其他國家。美國歷史頻道指出，正是這番否認與掩蓋事實真相的操作，助長了病毒在全球范圍的傳播。
1918年的大流感帶走了超過50萬美國人的生命，沖擊了美國的社會經濟，失業率一度飆升至11.7%，暴力和動亂席卷了全國，這也為十年后的經濟大蕭條埋下了伏筆。
尼日利亞資深外交官 塞里基 ：新冠疫情給美國帶來了經濟下滑，影響了就業以及家庭和個人收入，美國政府需要一個借口來告訴民眾，遇到這些問題是因為中國，他們打出中國牌試圖來解決國內某些矛盾，并不一定是真正關心疫情和病毒起源。
“后坐力”是美國中情局的一個專業詞匯，意思是，美國過去執行的某些政策，會在多年后，對未來產生某些“不可預見”的影響。而這些“后坐力”與當年以“先發制人”名義開的那一槍的力學效果，其實是相同的。
這可以通過各種事例來證明。比如美國用搜集來的所謂“洗衣粉罪證”發動伊拉克戰爭，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導致美國本身的大亂局。
而在“疫情溯源”這些本來應屬于嚴肅科學領域的問題上，美國政客撒下彌天大謊，拼命栽贓陷害中國，反而暴露出美國軍方和政客，在疫情暴發前和應對中存在的諸多疑點。
而這種種疑點已經不能簡單用CIA所說的“后坐力”來形容。那么，人們不禁要繼續追問，德堡軍事基地和海外基地背后，究竟隱藏了哪些秘密？美國政客在疫情溯源問題上處心積慮搞政治操弄，究竟想掩蓋什么？
